必要的时候是需要饮鸩止渴的

中午的时候在看《时间的故事》，想到的是鸩这个东西如果喝了不是马上死的话。那在沙漠中在渴死之间，喝还是不喝呢？

这是个对时间的概念的问题，其实比较起来很简单，计算一下喝了之后的期望寿命和不喝的时候的期望寿命，然后再看看这个寿命和效用是否可以等同，如果等同的话，就命长的做法就是对了。

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饮鸩止渴的不合理的时候，都假设了说渴渴又不会死，喝了鸩血那可是死翘翘，所以你好像总还有得选，还可以在渴死之前去各种途径找一个既不被毒死也不被渴死的办法。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真正难受的选择是反过来。但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渴也不会立即死，喝毒药也不会立即死，渴了可能会让你少活三十年，喝毒药会让你少活五十年，又或者天天渴着你可能只能活到80岁死于各种结石，天天喝有问题的水你会活到六十岁死于癌症。这种情况下怎么选呢？

这个情况其实就只要考虑你如果什么都不做能活多久，如果你本来就只能活50岁，这些因素影响又是相互独立而没有交互的加速效应的话，其实两个都一样了。但如果你原先计划活100岁的话，那你可能需要找一个每天都有干净的水想喝就喝的地方。

这种寿命的增加实际上使得人类的想法有了很大改变，事实上人是多维度的，现实中除了时间是接近一维线性增长的，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受到多维的因素影响的。对以前只能活三十岁的人来说非常好的东西，对现在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

如果我们想象两种生物是互相依存的，一种活十年，一种活二十年，后者幼时都在前者的身体里养着，只有前者死后再过若干时间才会成熟从前者的遗体里飞出来。这个是在科幻或者各种恐怖片里很常见的桥段，可是因为前者只能活十年，在它在生的时候后者都对他有益，比如提供某种某种物质或清洁之类。因此他们的关系是互利共生。

但某个时间之后，前者本来十年的寿命变成了20年，结果后者成熟了前者还没死，然后后者只能破坏前者的身体出来。前者很伤心，你怎么能杀了我，后者很郁闷，我们几千上万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啊。谁知道你现在要活这么长。

这种情况下原先互利的两个物种对于时间的相对感知出现变化之后，关系也就变了。再回到人类来说，现在的人已经能活到八十九十岁了，那一个东西对你一百年后的生活有影响的话，但用这个东西可以确保你开开心心的活到七十岁。那这个东西你选什么呢？

如果说年轻用命换钱，年纪大用钱换命。这个东西大约也是和钱一样。再回到现在的各种致癌或核能或者是新能源等等污染问题，还是一个你要开开心心活三十年然后挂掉还是要忍受五十的问题。

三十年开心的生活大家还是不愿意的，但如果是负面影响在人一生之中都体现不出来呢？毕竟相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我们的寿命很短，也许还没到我们被影响的时候，由于你开开心心不用担心家里没电然后下一代成长起来天天看书玩电脑的小朋友已经把你寿命又上调了几十年了。

人类这么多年，理论上都在饮鸩止渴，只是有的毒药发作得比较慢，到死了还没发现，有的毒药就让人死得快一些而已。人是多维度的，有的人喜欢过得开心的一点，有的人喜欢自己能够稳定预期自己的生命，宁可在70年的保险也不要冒险选个50岁和一百岁的博彩。但是世间有一个东西是一维的，就是时间，时间可以弯曲，但不可逆转，回到头来说，每个文明都希望自己在时间这个维度上能够尽力拉长。从种族的意义上来说，存在的时间越久，也是越好，这才是基因的传承，如果让基因选的话，比起当时的地球霸主，或许它更愿意选择现在的线粒体里的一段RNA。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文明这个东西，随时都可能被中断的，当英国工人在恐惧中接受了工厂的时候，中华文明差点断绝，当然现在更流行的话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华。美州文明就基本已经断绝了，这还都是我们同一个种族的人。我们的祖先确实过着崇礼复古的田园诗生活，所以他们都死了。但是我们如果今天还期望着用这种田园诗的爱好来抵抗各种危险的来临，宁渴不饮。我觉得很危险。时间是一维的，没有重复，在某个时点，我们的文明达到了，就是到了，那个坎就会过去，没到，就会死掉。人是多维度的，除了对自然风光和安全的追求，人还追求自己的生活质量，还包括文明的进展与生活物质的富足，如果我有着富足的资产能活一百岁，那我似乎不太在意我体内一个会在我一百五十岁时出问题的小配件。火电水电都是鸩，核能也是，但似乎是个毒性更小的毒药了，我希望的是能够破除民间那种无谓的恐惧，让有知识的人来计算，我们是渴死，还是被毒死。

大国的前途

最近看到FT中文网转载了讨论诺兰(Nolan)教授的书的文章，说中国不会买下世界，其核心论点还是中国的技术不行，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对西方的技术进行巧取豪夺，因此再过若干年，中国也不可能有过多的经济起色云云。

但是其实这还是犯了学者们总在书斋里猜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老毛病，固然中国在世界前五百强中多数还是国家资本推上前去的国企，同时也确实没有一个非常良性的体制，但若以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或者是技术力不足断定中国企业不可能在下一个时代有所改善，这就是某些偏见了。

中国的好处，还是在于是一个大国，有足够多的人，数量是多样化的基础，若一个国家只有两个人，那大概是怎么都多样化不起来的。但中国有十三亿人，这便多样化了，除去许多善于官商勾结的富商大贾之外，中国基层是有许多埋头做些研究的人的，这些人也不明白自己所做研究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其干活的原因无非是领导有这个项目，或许领导接了这个项目回来，又或者是单位要完成某些指标云云，但是随着考评体系的日益国际化，现在这些科研机构都知道，他们的东西不一定是世界第一，但如果做不出世界前沿的话也是做了等于白做的。在某些方面来说，由于中国的特殊体制，某些路是走在了前面，在医疗卫生占比还没有增加的时候，研发投入已经是连增了几年了。其中虽然有打水漂的，但也有些单位确实做出了一些东西。如果还以为中国是拿着老外一个专利全文说明书就欢欣雀跃准备大抄特抄的人，那是不了解中国的基础的，中国虽然山寨，但真正留下可以被告的把柄的山寨东西在减少。

再看那文章中，讨论的是中国的大企业和美国大企业的差别，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这是有点不对的，经济史上无数次看到了大公司的起起落落，比大国的兴衰还要频繁，现在那些如雷贯耳的公司，亚马逊，GOOGLE，微软，苹果，在四十年前是什么呢？一个世纪前的大企业，除了资源行业和金融行业还在，其他的行业早已经随着科技的变化换了个圈了。同样的中国现在潜在水面下的企业家们，并不需要把现在的中石化五矿中钢或者是联通电信等做到世界第一，也可能已经没有机会再把这些企业做到太大了，但有可能的是某个清华或者同济的毕业生做出来一个马云。虽然阿里巴巴并没有太多技术和专利，但这个公司手中的数据量就可以让它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企业。

中国的优势还在一个让现在国内垢病甚多的政策，即大学的扩招。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在的教育质量确实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学历数量却在慢慢的成为世界之冠。很多人都在说中国的博士水得没法说，但是回到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大国，博士真的就要和别国的博士比么？ 中国的机会在于，如果中国的本科不如别国的本科，那么别国本科生就能从事的行业，我要求硕士生来从事，同样的博士毕业还可以去其他国家主要是由硕士从事的如政府机构和企业部门，只有那一小部分真正想做学术的博士，再按国外的博士培养，读博后做讲师评副教授后，才和其他国家的博士比。这样就是强迫每个人都不自觉的增加了自己的教育年限，虽然中国的硕士培养不如外国，但中国的博士毕业是否还是不如外国的硕士毕业的专业知识差呢？ 似乎不见得。中国作为大国，虽然这些过度学习的人比例未比够高，但绝对数量上还是能够得过其他国家。说到底，不过是一个田忌赛马的可能性而已。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这些读了本科的人，以为他们和父辈一样，能够重演在1978年前后那个人才断代，社会各行各业都极端需要人才的时代的特殊情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不知道在新的策略中，他们应该和国外那些高中毕业的技术工人竞争。调和这种失落与做到人尽其材。这是当前的困难，但妄论中国技术不可能有好的发展。在中国当前的科研体制与进展前面，这话武断了。

如何关切自己的研究内容

最近读《南渡北归》的时候，始终在思考他们做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研究，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成就，而有大师之名。读之稍多，则深刻的意识到，虽然其中也有一两个理科人物，又多是从欧美学着洋墨水而回来的大师们，但其总成就之出色，或多或少都是由于其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考古历史不必说，如科学史，建筑史，人类学，语言学，则都是与一国的文化有着特殊的关联的，同时也有着几千年显著有别与国外的前言。当时的学人既有旧学的传统，则对中国自身的问题自是更加的关切。又有那么些坚忍的心绪，与不凡的基础，自是出来了优秀的成果。

但回到我们自身来看，这个问题就不再那么容易了，首先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国有特色，但是我们已经不太愿意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而更愿视为中国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以此来保持和世界主流的一致，并讨论中国问题的解决同样也可以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文化基础则更多的成为了我们需要克服而不是从中渔利的一个问题。我自己的研究也在这方面问题极大，我所研究的问题中涉及的对象过于抽象，我对于他们的关切远不如我对自己的关切重。从情感上来说，我并不为政策或外部因素导致某些群体受益而欢欣，也不为某些群体受损而愤慨。因为研究对象和我们隔得还是远了些。即使我们在调研中与几个企业的人有过交谈，但想想自己真的所做的会使他们利润增加么，会使他们奖金增加么？又或者是会使他们的企业倒闭么？ 似乎都不会，自己只是在探讨一个客观的现实。这种疏离一方面可能符合现在学术界的客观的要求，但从本质问题的关注上来看。这并不利于真正做出一个有成就的文章。我的激动在于感觉这个东西本身没人知道，而不在于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可以对某些人产生什么好处。这方面导师也指出过我的弱点，对于理论假设的改进和对于中国的意义我并不敏感。

我们的另一位老师说过，真相只对关切的心灵呈现。确实他做的很多东西或许比我们做的东西更容易让人感觉到关切。在关切的时候会为了一些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或许会失去一些技术处理上的客观性，但就我们来说，我们对于自己研究的对象的命运过于冷淡，使得我写文章的时候相当难受。企业或是个体又是否在意我们的研究成果呢？ 其实这些本质还是题目意义的问题的考量吧。暂时还没想出怎么解决。

江门已停，何处再开

空叹一声，现在人之恐核恐化，与工业革命之时恐工厂无二。这一次也再次见到了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江门核原料生产的坏处是生产在那万分之一或几十万分之一的事故的情况下，造成的当地的损失。
但带来的好处，是国内生产核能的能力的上升，这有可能带来的好得包括，更充足的能源带来的更好的国家的发展，包括教育、卫生等情况，由于替代了火电，甚至于以后能用电能供暖而使得北方民众能多活五年，再可能由于能源丰沛而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好处。

现在大家只说，我们只看到了坏处。与PX项目一样，国内不生产就只能买，国企也无所谓，反正用的是国家的钱，受苦的还是北方那些在煤灰入肺的民众。

出事故的概率与出事故的后果需要一起看，地球被小行星撞击的破坏程度远远高于一次核泄漏事故，但是我们人类是否要把所有科研经费和所有钱都用来防备小行星呢？为什么面临这么可怕的灾难的时候还是淡定的在做些无聊的科学研究呢？

只是因为这个后果虽然可怕，但是其发生的概率够小，而且可控。如同核能一样，也如同PX一样。政府不公开环评的过程当然值得批评，但这种恐惧远非理性。

希望许多年后，在南方也看到雾霾的同时，这些反核志士能想起他们的代价。百分百的清洁，和百分百的安全，是奢侈品。我们应该买的，是我们能够消费得起的安全程度。

读书日多，所思所想则与世俗差别越大，益觉所处之身与民众离之远，难于设身处地去解民惑，本知民意即使为错，也应该得到尊重，此乃程序正义不容冒犯些�。益省自身常所谓为彼之长远大众之福祉所计，亦不过是哈氏所谓致命之自负而已。但总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更可知他日若有著所等身，不吝被众口铄金矣。

我们的青春是怎么样的呢？

刚刚看到豆瓣一个活动，让大家都来装黑社会，问怎么装的像，当然转播的人已经用了那个"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这个典故。

但是我马上感动的，是那句话，"中、中央最近在严查……楼主你小心……"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的时代的人，是不会记得的，也不再记得黎姿的那个漏口妹的角色。那絮絮叨叨的口吃，和那种混混间的义气。

但是那一下间，就感觉到了沧海桑田，那时香港还没回归。待到回归的晚上，我竟然睡着了，没有看当晚的交接仪式。当时的同学，多数已为人父或者已为人母，还没有的，也一个个定了婚期。学校最近因为翻墙问题被媒体追得有些被动，但我们当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宁可翻墙也不愿走十米之外的大路，一路爬着翻着到了学校，路上看得到形形色色的虫子蜥蜴和果子，然后天天计划着偷果子却还没等到行动的时候已经有更高年级的就摘了去了。那时候的上学像次冒险，路上要躲掉大人的和各种不知道拴没拴好的大狗小狗们。

但是这种时光已经不回来了，当初有那么一点义气到处混的兄弟们，也开始安安份份的在体制内上班。再看到漏口妹的这个句式，一下就忍不住了，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并没有《猜火车》这样的高档货进来。我们看到的是做人留一线的港台江湖。当时还小，看不到生死离别，只有再过了十五年，再回去看之后，才能体会到每一部电影里面的生离死别背后的情感。

我们的青春的时候，没有见证过死亡，如同麦兜一样，虽然蠢，虽然笨，但还有着椰光树影、水清沙幼的梦想。以为当时自己所有喜欢的人都会永远在自己身边，自己不喜欢的人都会被长大后的自己一脚踢开。二十年过去，我们知道自己没有鱼丸，没有租面，但是幸运的一点或许是，我们也许很早就知道自己是个不够叻的人。自己也愿意平淡的过日子。

这种青春，也就还没过，就失去了么？ 但从体验的情感上来说，几乎所有的情感都能共情了。这也算是那些年岁过来最大的收获。

曾经在楼顶待过的朋友，我想你们。

时代的幸与不幸

最近读南渡北归，整本书里的那种悲怆之气满溢于字里行间，读着虽然不至于泪下，但心中也是无数感伤的。

在我们的想法中，虽然不敢明说，但心中还是以这种知识分子为榜样的，学贯中西，再加上一种风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写照。

但在这个背景下，最让我感触的，还是时代对于个人命运的改变。上世纪的人，经历了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新时代的动荡，或许再过几百年，都不再会看到这种生活。在这种背景下，人的悲欢离合既显得渺小，却又因为与这种时代的紧密结合而放大了。

但到我们这一个世纪，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 在具体的物质的压力下，大家都变成了某行某业的专家，而不敢再去思考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即使社会的变化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再来到了那种数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否还有那种大家的土壤呢？

上代学人的特点之一，就是成名早，一方面也可能确实是当时天赋英才，和我们这种现在苦力化且专业化的学人不同，当时的学人所长的，一方面是中国问题的新研究，一方面是西学的引入，同时由于研究范式的变化较大，国内权威无从打压，清朝遗老在民国年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这使得当时的学人有了相当大的成长空间，同时著书立说，以平民化的身份谈论中国文化，将原先许多庙堂之上的学问拿到了百姓之中。因此这些大师的成就，也并非说简单的两代学人之间的差距，更有着时代的需求的不同。

在我们这个世纪，也许不会再看到剧烈的国破家亡的情境了，对于我们更熟悉的是美国当代学人的样子，我们也见到了许多六七十岁的国外学者，其实从生辰来说，他们也就是这些民国大师的一两辈的晚辈，但是除了他们在学界里的赫赫名声之外，对于绝大多数他们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名字也是非常陌生的。他们的研究与发现是否能改社会风气，树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气节等等，则对于他们更是不可想象之事。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做研究还是同样的事情，还是一个发现真知，同时不必要过多向学界之外的人解释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同样的情况，这些几乎一辈子都是在政治安定同时生活无忧的外国学人的群象，更像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前景。

他们是大师吗？在我们学科来看，他们是世界级的学者，但是大师这个词难用。一代大师，首先就是要以思想改变一国或者世界。要有观念和思想的力量，按照我们现在的学界的观点来说，就是要大量的颠覆大家已经成型的观念。只有新的观念才会带来新的文明。但是我们现在的学界的审稿体制，或许更多是要求大家要基本证实现有观念的基础的情况上，部分的提供一些新的有区别的观点。社会或许能接受全新的观点，学界则不容易。

其实我们所在的时代也在剧变，今天刚读到美国70年代到90年代间，犯罪率下降，同时英国在前些年都在好奇自己为什么犯罪率这么低，过份平静了。我们的社会也在各方面正在改变，但是这个时代，我们要提供什么新的观念，经得起考验，又能真正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呢？ 民国大师的时代，至少提出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对中国古文化进行了比较完善的整理和向西方的介绍，传播了那种启蒙运动中的观念和对传统有了更深的反思，但到我们这代人，即使是小孩子也会知道要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时代，在大家时间碎片化益发严重的时代。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技能还是提出更多的问题？ 我们这个文明将向何处去？ 大国之间如何共存，业界政界的边界将如何定义？

古有文章憎命达，又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作为学人，在平安时期做学问，也是需要一点坚持和努力的。若在上世纪，现在已经接近世界大战了。待到上世界二战的时候，我也年将老矣，且不知这些年的安定时光，是否也能做出些好东西呢？

(待改，之前错漏太多，忽略了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家的存在)

刺猬和狐狸

周日晚上和学社的同学又聚了一下，师兄也回来了。和上次听师兄的说法一样。这次也是感慨颇深，时隔两年多，当时意气风发的师兄也经历了人生的挫折，又是重新启航的时候。大家也各自有各自的规划，但是学社的同学的特点还是虽然路径更有不同，但大家都对自己的人生有足够的思考，每次交流互相沟通都是满满的信息输入。这点大约是无法比拟的。

师兄还是在讨论的一个大势的问题，虽然我也曾读史书，看惯了历史兴衰，但是有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也会是一个历史的变革，更多的我们只是看到了表层的大建设，底下涌动的势力之间的角力对我来说是个既陌生又遥远的事情。但是人的发展既在于自己专业技能的提高，也在于眼界的开阔，我或许是过度看重了文明的时间长度而忽略了这个历史的时间长度。我自己的人生规划是以年来计的，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千年来计的，那对这个中间的朝代更替和势力之间的角色变换却相当不敏感，但事实上人生数十年，按年规划时间太短，而按千年规划又嫌太长，我们更多的是被每一代领导人的影响而变化。

在我们这一个十年的人，由于大幅度的国进民退，加上社会阶层的固化，大家都已经忘记这个体制是否能长存的问题了，即使我们做学术，也常常寄希望于依托于一个部委，以求有政策影响力，但若是体制不再，政策不再是由部委来决定而是有更广泛的参与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从其中做出自己所希望的成果和最后的影响呢？

师兄一直在讨论要改变时代，改变中国，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更多的是没有想法，因为我脑中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我向往的中国的样子，一个国家如何变化，自己又如何在这个变化之中顺势而为或者是逆天而行以求自己的建功立业，这是非常难的。我们有的时候想到的，也未必能实现。但是若是能实现，自己选择哪一种。第一次讨论到以后大家可能选择了不同的阵营的可能性，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角力，民营和国营的角力，政策和市场自发秩序的选择。这些队伍我们如何站。我想要从这种宏大的问题细化到自己做的一点点东西上来说，可能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

另外还有一个，读出了不同人的期望不同，师兄说的是要做股票，而不是做债，因为股会有特异的存在，有非线性的增长，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这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高风险与高回报，对这个我当时就感受到了一些说不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要选的一些，要选一些我们看不懂，看不清楚，但是其中变化无穷的菏。只有这种东西才有可能提供那种无穷无尽的回报，人也是这样，在大家看出不前景的时候，押下宝去，这种才是真正的大商人，等到周边人都看清局势了，再押宝已经没机会了。金融市场、人生、感情莫不如此。

当时也在讨论了一些感情的问题，然后只是空谈，但愿再得常相遇，再得到更多的input吧。

改变生命的结点

最近是毕业季，离愁别绪无限，我稍稍克制了一下自己的伤感，因为若是每年这个时候都感伤一个月的话，大概生命是难以为继的。只能默默的祝福师弟师们师兄师姐们一切顺利。

今年校长毕业典礼的话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大意即是在这个拼爹的年代，我们没有爹拼的话，就只能拼娘校了。我想如果我在现场的话，听到这句话大概也是会流泪的，在帝都这种真正是举目无亲也无关系背景的我们，这么多年下来的朋友，同学，和社会上或多或少的关系，基本都来自学校的背景，就业的时候更是如此，很多时候得到别人高看一眼，多一份青睐，也或多或少是来自我们这个并不够知名但还略有些业内声誉的学校。在我经历过的别人不公平的经历中，我之所以能获得优待，也并不是我有自己的关系和背景，而只是因为自己是这个学校的人，仅此而已。

在这其中，就想到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区别，也许就在这个节点的个数上。

在我们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多，一方面也是中国的东西高度相关，一个人有好的出身，也就有了好的教育，好的圈子，好的机遇，而在工作的时候，到了一个好的单位，也才有相应的资源，人脉这些一系列能交换的东西，甚至于是一些提高能力的机会。你在一个小公司做得再出色，想要接大客户大项目的话，好像还是不那么容易。每个人依附的单位，影响太大了。甚至于或多或少，人的一生也就取决于了毕业时的那一个单位，分不分房，房补多少，能不能接触到领导，其他的人评价如何。

其实这些说到底，还是社会诚信的不足导致信息的不均衡，猎头们只相信知名外企里的员工的能力和央企里员工的人脉，而不相信私企里面那个说自己能口灿莲花一上午拿下所有客户的人。说到底，请回这个销售，拿不到的项目还是拿不到，拿得到的也不是靠他的口才。

但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大家关键的选择只有那么一两次的话，那这一两次，一次高考，一次毕业，或许还加一次投胎，就会成为所有人焦虑着寻找一个最好最好、更好更好的节点。这种焦虑，就是使得找工作的过程中一切能用的资源都用上，许多人的想法或许是，这辈子求了这个事，就再也不用求了。

我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但是也许在美国，你要没考上一个好大学，大学毕业也没找到一个好工作，你的梦好像还是有机会实现的。在中国，这样的人如何面对其他雄雄而来的国家资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