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个词的标题就像是一篇论文，后边还应该加上个Evidence from China。就可以写成形以后去投稿了。
但是这里并不想用很规范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从个体感受出发，说一下刚刚看到一位 姚树洁老师写的幸福的问题。他的讨论也不是学术性的讨论，但在其中引用的几个数据相对有意思，一个是中国月净收入超过4500元的不超过1%。同时用了两个个体的案例，一个是夫妻月收入9000，一个是夫妻月收入一万，用这两对夫妻的不幸福感来说明在中国的生活是多么大的压力。
这里我想引用的第一句话是，"只要比你小姨子的丈夫（连襟）一年多赚1000块，你就算是有钱人了。"--门肯。作者引用的例子不幸福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尽管他们的收入在全国可能是前1%。但是这两对夫妻的收入在他们所待的城市，大约是不能到前20%的。以北京人均一万美元的GDP计算，如果北京的基尼系数没有特别大的话（这是可能的，因为中国巨大的基尼系数来源于城乡差距，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至少不会比城乡更严重），那么按中位数和均值的一般差距，到前20%的话年净收入六万是不难的。当然这个六万和存款六万概念是不同，但如果说要每年节余一万美元才能算幸福的物质，那发达国家未必比中国好多少。
再回到上面的一句话，幸福是一个主观的感受。如果你周围都是在北京睡天桥的人，你会觉得能有一个月一千多住个房间就很幸福了，但如果你家里小学初中同学都是住着一百二十坪以上的房子开着帕萨特以上的车，你在北京住个七八十平的房子，心里也会觉得非常憋屈。但事实是现在尽管理论上说这些在北京的白领们当年曾在高中初中以远胜周边同学的成绩考入名校留在了北上广深工作，但现在回到家在这种小学初中高中同学的聚会中曾经的优越感荡然无存的时候。幸福感自然也就没有了。话说回来，有小部分的人就是以打击这种曾经的优越感为乐的。
对于我身边的个案来说，在大城市的好处，有房自然不必说，没房的话有的净收入也就几千，但公积金单位每月还几千，同时年终奖就是个不定额的数。我想对于十年前的中国人而言，一年出去旅游一次还是很奢侈的吧。现在能保证每年旅游或者回家（白领一般都离家巨远，回家为了面子开销更大）。惟一的焦虑就是来源于这种公平的大城市中，没有可资以交换的权力或者特殊资源，对于相当多白领来说，其从小接受的良好的教育，包括良好的家教，往往与父母在当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有关。在成长中会有意无意地习惯了某些社会关系带来的方便，而在大城市中就会发现自己的社会阶层远远没达到在城市中获得特权的水平。收入在全国占到了前1%，但是特权方面比在家中县城的几十个的中学同学都不如。以前是一个电话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是真金白银地在交（举例如赞助费，在家中可能是往教育局长家送的一些水果礼品和校长家送的礼品再小部分的钱，而现在则是完全见不到面就交赞助费，中小城镇的人会觉得自己和领导认识孩子肯定会受到照顾，交钱也愿意，而且这个钱应该还交得比别人少，但现在大城市就变成钱也交了，但也就能进去而已）。这种人际圈子的隔阂，使得在大城市的人的心理压力更大。
其实真心可以问问中小城镇那些小的官二代，他们一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不太明显地靠关系或者不靠关系拿到了自己现在一个月两千多近三千的相对稳定工作（基层认为只有机关事业两种才叫工作，企业都叫打工）。父母给他们买了十万左右的代步车。在当地买房结婚无优。他们的特权水平较他们的父母一代要低许多，办事托关系更多的需要依赖父母的原始关系。而且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不会达到父母的特权高度（部分厅局级以上领导例外）。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会觉得不幸福，但也会觉得不难过。而他们的父母，一般会认为自己人生的目标已经完成。多数中国内地的县级市级科处级干部都是这种水平。当然这部分群体人数可能不多。但如果说到中国官僚的冗余，你会相信这部分人也不少。这部分人的收入远在1%开外，但他们在当地会属于前1%。他们和他们父母的幸福感。则是更多的中国内地的稳定的来源。
对于更一般的农民家庭，更多的觉得只要孩子在政府或者公安局当上个巡警，有个铁饭碗就好的心态。要从大城市这种给孩子去常春藤名校存钱铺路，从而实现自己当初没进最顶级投行拿百万年薪的愿望的白领的不幸福感觉来比较。似乎是不公平。
回想起我这么保守的人，都会觉得现在这种认为自己不幸福的讨论过了头了。其实除了在大城市这些看着身边的上等人士来来往往而焦虑得不可自拨的群体，对于多数基层未被强权骚扰过的普通中国城镇居民来说，现在的生活真心不错，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各个广场晚上散步乘凉跳舞的中年大叔大妈们。当然，理论上说现在过得比过去好不代表现在就是最好的结果。可能还有本来可以实现的结果而由于某些因素而没实现，比如像青天白日一样的GDP水平，或者之类之类的。